ARTTWO|安迪・沃荷的被“消費”的名人符號

普普藝術(Pop Art)大師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回顧大展《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在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SFMOMA剛剛落下帷幕。這是自1989年以來首次其創作生涯的總回顧展。去逝32年後,安迪・沃荷仍然是20世紀後半葉最具影響力、知名度、顛覆性,和最接近大眾文化的藝術家。歷時近4個月的展期,場館內每日都是人潮湧動。超過300幅作品,涵蓋藝術家40年的創作生涯。展出作品包含繪畫、素描、手稿、絲網印刷、攝影、膠片、電視紀錄多種媒介。其中多間展廳集中展出他的名人肖像,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貓王(Elvis Presley),伊莉莎白・泰勒(Liz Taylor),賈桂琳・甘迺迪(Jacqueline Kennedy),毛澤東,最有趣的作品是藝術家的自畫像。這些肖像畫大多創作於60年代,也是安迪・沃荷高產和成名的時代。

“商業畫家”

和安迪・沃荷巨大的知名度與商業成功相對,對他“無藝術”、“無新意”、“商業畫家”的批評持續了幾個世代。評論家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形容沃荷“是他見過的最蠢的人,因為他什麼想法也沒有”[1]。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毫無掩飾地批評他“摧毀了藝術,摧毀了美,甚至摧毀了幽默”[2]。安迪・沃荷作為藝術家最大的爭議來源於他對商業毫不掩飾的熱烈擁抱。關於生意和藝術他的名言很多:“商業上的成功是最令人著迷的藝術,”他曾這樣說。“賺錢是藝術,工作是藝術,成功的生意則是最棒的藝術。”[3]安迪・沃荷的名人肖像畫更是他生意經中重要的一部分。拋棄現代主義對真實和高尚的追求,他不吝惜地大量生產複製這些畫像。帶著面孔的畫布商品令一切人性扁平化,這些他創造出來的商品化的表象人格(Commodified Personas)是他獲取和享受名利場的工具,令他可以在消費主義這個框架下探索成功、聲望、時尚、感性、死亡。

WarholMonroe
Marilyn Diptych. 1962. Acrylic paint, silkscreen ink, and graphite on linen.

抽離時空的一維符號

安迪・沃荷鍾情於名人,他熱愛好萊塢明星,也喜愛政治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名人,包括他自己,成為一個圖像符號(icon),代表美麗成功,被放置於人性的複雜之前。將單一領域的名聲與成就昇華為一個世代流行文化的代表符號,安迪・沃荷的單層次視角大約造就了今天大眾看待名人的主要方式。不論生老病死,結婚離婚,明星名人呈現出來的狀態是扁平的,靜態的,甚至是空洞的。

在安迪・沃荷的名人畫像中,最出名,後世傳播最廣泛的就是瑪麗蓮夢露系列。夢露作為一個集成功和悲劇於一身的好萊塢女性符號幾十年來長盛不衰。二戰後隨著電影電視的普及,明星成為偶像崇拜(cult of the star)的產物,人們將真實人生中無法實現的慾望投射在方盒子裡,偶像明星身體存在於各種傳播媒介上,但真正發揮影響力的是他們的幻影。沒有人比安迪・沃荷更喜歡這種“在場”與“不在場”的遊戲。1962年夢露過世後,安迪・沃荷開始著手創作她的畫像。很多人探究他創作時機的背後原因。或許對於安迪・沃荷來說,死亡徹底認證了夢露的超現實存在,死亡也讓夢露的“幻影”得以永生。這種悲傷的現實對安迪・沃荷來說卻是最完美的,夢露作為好萊塢的性感符號就這樣被永久的封存起來。這個系列的所有夢露畫像都是參照一幅1953年電影《飛瀑怒潮》(Niagara)的宣傳照,運用絲網技術數次複製生產。半個世紀過去,似乎今天夢露的經典形象很大部分來源於沃荷這一系列作品。人們不再熟悉她作為演員鮮活的樣子,她複雜的成長歷程,她的喜怒哀樂被縮減為一張張相同的面孔:性感、成功、十足的女人味。沃荷將夢露的一張臉從時間和空間中抽離出來,用鮮豔簡單的色彩和強烈的對比輪廓打造出了最經典的好萊塢明星形象。

安迪自己並不在乎人物作品被評價為空洞,“我愛LA,我愛好萊塢,這裏每個人都如塑膠一般,但是我愛塑膠,我想成為塑膠。”[4]他毫不掩飾對現代主義“意義”和“心靈”的輕視,甚至“表現”、“敘事”、“繪畫性”這些都可有可無。他想要人們的視線,不必探索任何藝術家深層次的創作理念,只要看到停留住就好。重要的是圖像本身,沒有複雜的意義意味著無論觀者和創作者皆沒有意義可失去。

消費主義中的符號

1950年代的美國經濟騰飛,商業繁榮,左派和右派在政治上的分歧逐漸縮小,社會變革的思想被淹沒在巨大的消費主義浪潮中,消費社會的新一代需要一個代表他們的文化符號,能顯現出資本主義商業力量的文化潮流。抽象表現主義充分代表了美國,享譽世界,但對於突然富足又充滿朝氣的戰後一代,波洛克與立體主義、表現主義的緊密影響關係仍然過於歐式;羅斯科和紐曼的色域繪畫太似有似無,沉思和崇高並不流行。最終從廣告插畫起家並熱愛商品主義的安迪・沃荷脫穎而出。他對新商業時代的熱愛令人們獲得共鳴,“Art gained beauty primarily through money”,他自視為商人,並用很多商業手法來推高自己藝術品的影響力和金錢回報。

安迪・沃荷渴望成功,熱愛成功,金錢的成功,權利的成功。成功也是戰後每一個美國人最鍾愛的信條,也是團結美國人的精神源泉。沃荷的名人畫像專注在這種美式成功上(the cult of success)。瑪麗蓮夢露從受虐兒躍身為好萊塢性感標誌;貓王從愛唱歌的卡車司機變成時代偶像;還有伊麗莎白泰勒,童星出身,打拼成為奧斯卡影后,片酬最高的女演員。這種相信傳奇就能締造傳奇的敘事令沃荷著迷,每一個他挑選的明星都是此類從貧窮到輝煌的美國夢的人格再現。他想成為這樣的人,他努力成為這樣的人,最重要的是他運用各種方法將自己也打造成這樣的人格,符合商品化運作的表象人格。

得益於成功的時尚插畫家這一職業背景,安迪・沃荷擅長運用多樣的創作媒介:繪畫、攝影、膠片、時尚設計,他的美學方法就是綜合運用不同的媒介並搭配品牌包裝或名人效應等商業元素。熱銷商品背後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批量生產。沃荷對待他的作品時也毫不避諱這種工業商品的生產方法,甚至他的藝術工作室就叫做“工廠”(the Factory),即生產藝術的工廠。他的這種方法瓦解了現代藝術一直以來的等級傳統,極大地模糊了藝術品和非藝術品的界線。在人物肖像上他鍾愛運用複製的方法,比如夢露的刻版肖像中,同一圖像通過絲網印刷技術反覆印製,從清楚到模糊,從彩色到黑白,極大地消解了圖像的獨特性和原創性。在《Nine Jackies》中,沃荷選取了肯尼迪夫人的三張相片,同樣運用大量複製的方法,在清晰和模糊間遊走,似乎令觀者有現實和想像邊緣搖擺的非真感。

WarholJackie
Nine Jackies. 1964. Acrylic paint and silkscreen ink on linen.

肯尼迪總統在1963年11月22日被刺殺後,安迪收集了多份刊登了其遺孀賈桂琳・肯尼迪的報紙和雜誌圖片。最終選取的三張圖片均拍攝於刺殺前後一週內。第一張於刺殺之前的達拉斯之行;第二張是Jacqueline出席丈夫的喪禮;第三張於繼任者約翰遜總統的就職儀式。肯尼迪夫人一直被認為是美國政治與文化的完美結合,他的丈夫在位的幾年也是美國最積極向上擁抱變革的時間。刺殺事件後,美國人的樂觀情緒就像被捅破的泡沫一般急速消失。在電視媒體的傳播下,這類重大事件仿佛有了一個管理列表,大眾的情緒被媒體的畫面所操控,悲傷成為所有人的情緒主題。安迪・沃荷並不十分關注事件本身[5],相反他將肯尼迪夫人作為題材,將她的面孔抽脱出被拍攝時的背景,忽略時間和空間的特殊性,將政治和歷史的部分壓縮凝結,就和任何集會場所外的廉價肖像畫並無不同。對Jacqueline圖像的複製消減了她本人作為悲劇當事人的宏大意義,她的臉孔在這裏成為一種商品,她的重大悲傷也是一種商品,連跟她有關的死亡也是,都是可以控制的,可以被消費的。在政治或社會人物符號被複製的過程中,人們可以反覆消費這種悲傷,“看的次數越多,其承載的意義越少,人們的感覺更美好同時也更空虛。”[6]

安迪・沃荷過世後的幾十年,經濟方面新自由主義盛行,消費主義已經不是多麼時代尖端的思維,早已融入每一個人的思考和行為之中。自由經濟下的對市場和商品的渴望追求,將所有的人類活動,不論神聖或世俗,都捲入到商業消費中。今天的人們早已習慣出售或消費一切,個人生活,形象,喜怒哀樂,社交媒體上的一張笑臉都可以通過點讚數得到一個價碼。安迪・沃荷回顧展的策劃人,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Adam D. Weinberg在展覽畫冊的開篇這樣評價安迪沃荷:“我們生活在一個注重展示與消費的文化氛圍中,個人與公共空間互相交錯無法分割,沃荷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是最適應時代的藝術家。”商業上的精準策略讓安迪・沃荷在5、60年代飽受爭議,但今天他的作品的接受度遠高於過去的時代,或許他的“消費”觀還會繼續流行下去。

Notes

1. “one of the stupidest people I’d ever met in my life. Because he had nothing to say.”

2. “You’re a killer of art, you’re a killer of beauty, and you’re even a killer of laughter.”

3. “Being good in business is the most fascinating kind of art.” “Making money is art and working is art and good business is the best art.”

4. “I love Los Angeles. I love Hollywood. Everybody’s plastic. But I love plastic. I want to be plastic.”

5. “I’d been thrilled having Kennedy as president; he was handsome, young, smart–but it didn’t bother me that much that he was dead. What bothered me was the way the television and radio were programming everybody to feel so sad. It seemed like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ied, you couldn’t get away from the thing…. ”

6. “The more you look at the same exact thing, the more the meaning goes away, and the better and emptier you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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